有一次我在单位的读者门市部看书，发现阎真的《沧浪之水》出了新版，便拿下来扫了两眼。这时旁边突然凑过来一个男青年，对我说：这是本好书。

　　这年头还有主动交流读后感的，我挺欣慰：是写得挺好……你谈谈，你谈谈。

　　好就好在很有用，能教你怎么当官儿。男青年郑重地说。

　　作为首发这部作品的杂志的工作人员，我当时还真不知道说点儿什么好。我很想说祝你成功，也很想提醒他，这本书无论是作者还是原发的刊物编辑、图书编辑，好像都没什么官儿运。也许这位青年得知这个情况后，会把所谓“搞文学的”和机场电视里那些从来没开过公司却一天到晚教人搞管理的经济神棍归为一类人。

　　但也不能否认，的确是有人把文学当作成功学来读的。或者说，很多小说如果没有阴差阳错地和成功学挂上钩，也就成为不了畅销书了。暂且抛开“应该不应该”这个问题，姑且按照这个思路来分析一下八十年代以来的几本小说，也能得出一些意味深长的结论。

　　我想说的第一部作品，当然是《平凡的世界》。

　　这几乎是新时期以来第一部正面描写中国人如何实现个人价值、追求个人成功的长篇小说，当然也是最著名的一部，至今仍然激励着上到潘石屹，下到无数进城青年。孙少安和孙少平们为了“成功”付出了什么呢？书中写得很跌宕，但是性质却很单纯，就是忍辱负重、吃苦耐劳。那代人就像一群压抑久了的种子，真是给点儿阳光就灿烂，而他们相信只要不惜力，不偷懒，那么生活就不会亏待他们。

　　到了九十年代的《沧浪之水》，情况好像就不那么单纯了。书中的主人公池大为能够从农村考学进入城市，已经实现了孙少平们的理想，但他的境遇依然窘迫。为了改变这种窘迫，他必须在吃苦耐劳之外再想想别的办法。几经心理斗争之后，池大为终于向体制和社会流俗屈服，把自己改造成了一个见风使舵、溜须拍马甚至颠倒是非的“官场达人”。说得通俗点儿，他的成功学基本上在于从要脸变成了不要脸。

　　略晚于《沧浪之水》的，是王刚的一系列长篇小说，《月亮背面》以及《福布斯咒语》等。在王刚的写作中，拉斯蒂涅式的个人奋斗被书写得更加惨烈，人为“成功”所付出的代价也更加夸张了。简言之，就是从不要脸上升到了不要命。为了在“法制不健全”的特定商业环境下获得巨额利润，商人们不仅尔虞我诈，自我出卖与相互出卖，甚至不惜在刀尖上行走。“成功学”不仅超出了“厚黑学”的范畴，更变成了一种搏命之学。

　　从单纯地相信个人的艰苦努力到被迫不要脸、不要命，这样的“成功学”递进逻辑当然是片面的，武断的。比如说，我们应该看到，从孙少平到池大为再到王刚小说中的牟尼，他们对于“成功”的标准是有着天差地别的。孙少平们只是不愿“继续吃黑馍”，池大为想的是在城市中谋取一官半职，而牟尼的目标则是成为一个新兴市场经济造就的中国富豪。目标越高代价越大，对个人预期的递进，也造就了为了成功牺牲的东西越多。而另外必须得明确意识到的一个问题是，好的作家能够书写人们对于成功的渴望，但却不负责提供实现成功的技术支持。尽管文学中的成功学能够反映某种时代变化，这是现实主义文学所一直承担的责任，但也不得不说，将文学简化为成功学，是我们时代文学的悲哀。

　　何况，我们民族还有《红楼梦》那样的作品摆在序列顶端，它恒久地提醒我们，成功本质上就是一个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