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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博士生导师葛剑雄——《读书与行路》

2013/09/11 00:00  点击:[]

   葛剑雄,时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现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并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等,从事历史地理、中国史、人口史、移民史等方面研究。著有《西汉人口地理》、《中国人口发展史》、《千年之交在天地之极:葛剑雄南极日记》等论文百余篇。2000年12月曾作为人文学者参加了中国第17次南极考察队赴南极考察。2003年2月担任CCTV、凤凰卫视大规模电视行动《走进非洲》的嘉宾主持。在历史地理研究及普及方面作出了贡献。1990年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委授予“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所著《中国移民史》(主编、第一二卷作者)于1997年获上海市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1999年被中宣部评为“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奖”。所著《中国人口史》(主编,第一卷作者)2002年获上海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06年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各位领导,老师们,同学们,今天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在这儿跟大家见面。作为一个教师,我的职责就是把我所知道的、认为准确的东西告诉大家。此次讲什么内容,我也作了一番考虑,因为同学们有各个专业,如果我讲自己的专业,大家未必都感兴趣。我想到了读书和行路,这两件事我们每个人人生中必不可少。对我们大学生来讲,不管你学什么专业,这两方面都是一项基本功,也是我们终生的乐趣所在。

    对我自己来讲,我是深有体会的。因为我自己是这个时代的幸运者,正好碰到了改革开放。

    我的读书经历跟一般人有点不同,因为高中毕业的时候,正是国家经济困难,三年自然灾害,我得了肺结核。休学一年半以后还是不能参加高考。所以我从1964年开始担任中学教师。到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我第一个念头就是赶快圆一下我上大学的梦,总觉得上大学是人生中不可缺少的。但是报名的时候发现我的年龄超过了当时规定的三十岁,既然不能上大学,就继续做我的教师。

    谁知道过了几个月,遇到招考研究生,年龄放宽到四十岁。而且不讲学历,我有个同学在文革期间初中还没毕业,也报名了。我有高中毕业证书,当然更没有问题。当时是“不拘一格降人才”,还有个规矩,就是任何单位不得阻拦,如果阻拦的话,就会挨批。这样我从一个教书、管学生为主的教师,成为专门从事研究的的大学教师,又成为大学教授,这种情况是很特殊的。

    我的经历也比较复杂,有人问我,你的专业是历史和地理,那你跑到南极去干什么?难道南极有历史吗?我说也有,因为人类到南极已经很多年了。

    不仅跟我的专业有关的地方,其它任何地方我都喜欢走。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如果不了解社会,不可能有真正的学问。

我担任过团委书记,学生背后叫我派出所所长。为什么呢?因为我当时还管全校治安的事。那个时候很乱,有的学生拿着铁棍、拿着刀打架。他们犯了罪,被抓到公安局去,我也要去,这叫“群众办案”。那时候没有法庭,“公检法”合在一起,从抓人至判刑都可以在公安局完成。参加群众办案后,我经常跟同样去参加群众办案的工人与公安人员一起调查办案,调查的过程到处跑,也到过山东和淄博。等到我在大学有了自己的专业方向后,我曾在欧洲转了一大圈,有人问我花了多少时间?我说去时在路上花了12天,回来花得更多,因为都是坐火车,这样我到了很多地方。这次各位在电视中看到,我从今年的2月到5月底,参加央视与凤凰卫视的“走进非洲”摄制组,担任北线的嘉宾主持。我们从卡萨布兰卡开始,经过了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利比亚、埃及、苏丹、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共八个国家。

    今天我想讲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读书?我以前读书的时候,老师们,以及我自己做了教师以后,我对同学们这样说,“为革命而学”,或者“为人民而学”,这句话是对的,没错。但是仔细想一想,不够。为革命,为人民,可以做其他事情吗!非读书不可吗?没有说出读书真正的目的。读书不是革命的唯一的手段。读书是更深层次的革命。今天我也可以说读书为祖国、为父母,谈为祖国为父母也可以做很多事。读书,我想的理由很简单,首先是为自己,为了一种乐趣。因为做任何事情你没有任何乐趣的话,是不可能持久的。

读书也是这样,如果整天把读书当做一种负担的话,读书还有什么乐趣?读书首先是一种娱乐,为什么呢?因为书中蕴含的感情和知识,对需要的人来讲,本身是非常大的乐趣。

    虽然现在整个社会提倡素质教育,可有的同学仍然认为读书没有乐趣没什么关系。比如我现在是教历史地理的。我的学生考进来以后,我都问他们一个问题:有没有乐趣?有的同学告诉我对这个专业没兴趣,带着沉重的负担在跟着我念博士,那么他的学术水平不会有很大的提高。当然同学们对读书有没有兴趣跟书本身是否具有可读性,能否吸引读者有很大的关系,而这一点是目前国内很多书或者大多数书本身所没有做到的。比如说我们的历史,或者地理,写得非常生动,能增加读者乐趣的有多少?南朝的时候有一位宗少文,感叹没有办法亲身经历全国的名山大川。怎么办呢?他采取了“卧游”,足不出户看别人画下来或写下来的景物。然而通过文字或其它方式对文化的记录毕竟是有限的,还不如跟经历过这些事的人多谈话。比如我从南极回来以后,都会发现很多新的东西,是书里没有的,我今天讲的东西,很多也不在书里。这就是说读书的时候要有目的,知道求什么知,我的目的在哪方面。因为人类的知识是个浩瀚的海洋,现在大家知道信息爆炸、知识爆炸,人类的知识以飞快的速度在增长。没有哪一个人能够完全把它学到手,只能选择其中的一种、一部分。这一点跟古代是完全不同的。在古代要推崇一个人学问好,看书看得多,说“学富五车”,他的书多得要放五辆车。我在报告之前刚刚到你们齐文化博物馆看了看,齐国时代的车并不大,放了竹简的话,那五车的书大概现在半张光盘都用不了。而且以前叫做万卷书,一部史记就一百多卷,这样,一万卷其实也没有多少。所以看到古代一些学者好像什么都懂,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像文艺复兴时代西方的学者大多也是这样,他们是不是都是天才呢?当然我不否认天才,但更大的原因,因为古代的学问往往只讲基本的原理。从一个简单的逻辑推理出发,并不一定掌握具体的知识,并不像我们现在的知识那么纷繁复杂。例如庄子说“一尺之锤,日取其半,万世不竭”;今天如果真的要证明这个理论的话,恐怕要有很庞大的设备,要很多过程的实验,所以我们国家投入十几个亿来建设基本粒子加速器,今天也不一定都能解决。比如现在有了纳米技术,你不一定了解,还要不断地看书。

    所以你看看,我们现在的学问的证明可能需要很多的科学家,而古人仅仅是通过简单的逻辑推理。正因为这样,如果你现在抱着求知的目的,我劝各位同学一定要明确,自己想学哪方面的知识,应该学哪一方面的知识。如果说仅仅是出于乐趣的话,自得其乐,可以不考虑,随便地看书。但是为了求知的目的,你一定要有选择。我曾经问过一位研究生,你进来半年了,最近在做什么?他说我忙得很,图书馆有那么我以前没有看过的书,整天看都看不过来。我说你赶快不要去了,为什么呢?你再这个样子看下去,还有没有完啊!他很刻苦,很好,但是他不知道哪些东西应该先看,谁能全部都看?其实看好一本就不错了。

    有很多同学非常努力,到最后却没有取得应得的成果,甚至一事无成,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不知道该求哪方面的知,该看什么书。这里不仅有一个方法问题,很重要的就是要做出选择,这是读书的第二个问题。根据我的意见,一个人要扬长避短,知道我们是学什么的。有些同学说,我们现在有专业了,那么在你的专业里面也要做出选择。

    我曾经有过广泛的阅读兴趣,中学时我什么书都看,浪费了不少时间。我就开始控制我的兴趣爱好,为什么呢?我知道如果肺病不好的话,很可能没有机会上学了,今后只能自学。根据我的家庭条件,根据社会条件,自学只能向文史方面发展,理工科不行,所以工开始集中在文史方面。读研究生后,我是研究历史地理的,范围很广,包括一些自然科学知识,怎么办呢?我对每一种新出现的自然科学成就,或者科学现象、新技术,我浅尝辄止就可以了,只满足于了解它的原理。你如果深入下去,只能是浪费时间,既不懂,又会影响自己的研究计划。比如说,纳米技术我不懂,赶快请教一下有关的专业人士,弄懂基本原理,这样既能丰富我的知识系统,又不需要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

    实际上,博与专是相对的。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舆论,说博士不博。实际上这是个误解,博士是个学位,不过利用了中国古代现成的词语,它真正的含义其实是某方面比较专的人才。如果博士什么都懂,没有自己的专业,是不行的。所以如果你抱着求实的目的来学习的话,那一定要有所选择,有所为有所不为。

    第三个方面,读书是为了研究。研究跟求知有什么不同呢?如果求知是被动的接受,主要是寻找知识,填补自己的空白,那么研究就是利用前人的知识,要有所进步,这才是研究。这个进步包括纠正前人的错误,这是研究的基础,包括发现前人所没有发现的知识或者规律,这不是一般的读书所能解决的。其实前人所有的知识,现成的所有的规律,哪怕是权威的学者,都有它的时代的局限,时间的局限,空间的局限,只有发现了这些局限,我们的研究、学术、科学、知识才能进步。带着研究的目的来读书,一定要有自己的见解,要能够区分,能够鉴定。如果一个人看着人家说什么都好,这个人没有主见。反过来,认为人家什么都不好,自己的最好,也是没有机会的。现在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随着电脑的容量越来越大,速度越来越快,以前的传统的学习方法面临着挑战。上海以前有位很有名的数学老师,他每次上课前要求同学们齐声背数学公式。多年后,一个美国的科学家到上海来看他,说老师,你当年教我的数学公式我还能背得出来。以前有些学者以博闻强记出名的。但是现在或者今后你再拿这些学问作为一种标准的话,恐怕落后于时代了!为什么这样讲呢,比如说一部《四库全书》,已经可以放在电脑里,放在光盘上,那么你要找到这里面哪几个字或者哪几个词,非常容易,一检索全部都出来了,记忆力再强的脑子也比不上。总有一天,全世界所有已经发表的资料、所有的信息,可以根据你的要求非常方便地得到检索,甚至自动分类排列。随着技术的进步,可以做到一个人在地球的任何一个地方,轻易地提取这些信息。我记得以前上历史课,需要背很多年代、人名、事件、制度,很多同学不愿意背,说年表辞典上都有的。老师问:“你能一辈子带着年表和字典吗?”现在老师如果用这种话来问的话,同学们可以反驳了,不要说一张年表、一部辞典,就是整个图书馆也可以随时查到。对不对,我将来通过手机就可以调用这些资料。

    同学们是不是会说,既然如此,在研究和读书方面,以后人人都平等,都一样呢?其实这对人提出了新的挑战,在大家都能够非常方便地掌握各种信息的情况下,研究的主要困难已经不是信息不足,而是信息过剩。在同样的信息面前,怎么样发挥你的见解?你能发现什么问题?比如我到淄博来,可以把电脑上所有关于淄博的资料都调出来。但同学们两样可以找到这些资料,在这一点上大家是一样的。如果你能发现什么问题,你才能显示出你的能力。有的人说,现在电脑普及以后,人们今后就不写字了。你今天要发什么请柬,要打漂亮的楷书也可以。明天有一个布告,用魏碑也可以,打字机代劳了。那么是不是意味着中国书法要消亡?我的结论恰恰相反,到时候手写的书法价值会越来越高,为什么?物以稀为贵。从这个角度讲,到了信息社会,更需要提高自己看书时分析问题的能力。

    那么读书的本领究竟在哪里,怎样才能够研究?我想最根本的一点是你能够既看懂它的文字所表达的字面上的意思,更能够看懂在文字背后的意思,这往往是更重要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在任何社会,能够忠实地把发生的事情写成书面的只是少数。大量的现象被掩盖,史实被书面的记载所掩盖。举个例子,希望大家正确地理解。比如说我们现在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很少报道见义勇为,跟暴徒作斗争的事情。另外一个地区,经常报道见义勇为的内容。如果你在今后看历史史料,你应该怎样来分析呢?你这样分析,第一个层次,好,人家见义勇为,经常报道跟暴徒作斗争。第二个层次呢,经常发生恶性事件,这个地区治安状况不好。

    古代徽州的妇女特别贞节,如果你不了解历史的实际,只是看书的话,或许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今天到徽州去看到的情况,似乎也是如此,有些小小的村里地有四五个贞洁牌坊,说明至少出过四五位“节妇”,于是有人说以证明徽州传统文化的发达。这样读书,就谈不上研究,如果你写出论文来肯定错。怎样做研究呢?要透过字面去看。我的看法恰恰相反,因为这个地方的妇女最容易出事,要特别加以防范。因为徽州的男孩十几岁就会外出学生意,做学徒。到了16岁、18岁回到家乡结婚,然后把老婆留在家里,又到外面去做生意。如果比较顺利,会每年回来过年,妻子还有生孩子的机会。如果发不了财或者亏本了、很穷的,有的甚至一辈子不回来了。所以留在家乡的太太就成了活寡妇,难道其中没有耐耐不住寂寞的?怎么办?赶快树典型,建个贞节牌坊。牌坊造得多,正说明有这种需要。当然还有族规的约束和惩罚,但实际情况未必能记录下来。其他地方牌坊为什么不多,主要原因还是没有这种需要。这样看历史,才能看到真相——大力表彰的东西往往正是社会稀缺的。

    又比如说,现在讲历史人物,正面的人物都没有什么缺点,而反面人物就一无是处。你要想到,现在留下的历史往往都是胜利者的写的,失败了就没有资格写历史。从这个角度看,我发现我们以前对前人的评价有问题。大家可能知道西汉东汉之间,有王莽改制,建立新朝。史书上写的王莽这个人很阴险,是典型的两面派,这个人最大的特点是伪装好人。不过仔细分析,对他的评价很成问题。有个例子,王莽的儿子杀死了一个奴婢,王莽严加追究,逼着他儿子自杀了。以往的评价是,王莽这个人真是伪君子,为了沽名钓誉,连自己的儿子都要逼死。大家想一想,一个人“沽名钓誉”到连儿子都可以不要,这还不够吗?我们看到,西汉末年有这样的记载,说奴隶与骡马同价,是可以自由买卖的“牲口”。在这样的情况下,王莽这样的高官,却让儿子为一个奴婢偿命!要是其它官僚、其它主子都像王莽那样,奴婢的社会地位一定会大大提高。王莽作假了吗?他既没有把儿子送到海外去,也没有隐名埋姓藏起来,而是真的逼死了。至于他心里怎么想,出于什么目的,是另一回事。如果一个人一辈子都作假,假到死,就是真的了。他一辈子控制自己不干坏事,尽管他心里也想干坏事,但没干出来,那么他对这个社会有什么坏处呢?为什么以前会这样评价呢?原来王莽死了以后,刘家又得了天下,历史完全是由刘秀重建的东汉官方编写的。但如果能对史料作仔细分析,还是能够发现很多蛛丝马迹。所以我觉得,带着研究的目的看书就应该这样看,这样才能得出真正的结论。

    如何对待一种现象进行科学的解释呢?现在大家都很关心环境的变迁,好多书上都这样写,随着人类活动的加剧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环境变得越来变坏了,灾害越来越多了。有的论著中还统计了一个表格,怎么统计的呢?在商朝的时候平均每年有灾害0.5次,周朝时候1次,唐朝时3次,宋朝时8次,清朝时20次,现在50次。你看了就会想,再下去人类要完了。灾害越来越多,是不是这样呢?至少这样的统计是有问题的。商朝时候留下了多少记载啊?甲骨文全部加在一起才多少字?清朝留下多少记载啊?比如说,记录和反映地方上的灾害很重要的资料是地方志。宋朝以前基本上没有留下地方志,宋朝和元朝留下来的地方志加在一起不到100部,明朝开始到民国期间留下了8000多部。根据这样的资料来统计,当然是资料越多的阶段自然灾害越多啊!还有,古代人口非常稀少,很多地方没有人,发生了自然灾害也不会留下记载。古书上记录的中国第一次山崩、地震发生在什么地方呢?发生在关中的岐山,今天西安附近。西周的首都在今天的西安,附近发生山崩地震,影响挺大,当然要记下来。如果那时在今天西藏发生一次大地震,发生山崩,会不会记下来呢?所以仅仅根据史料判断,古代经济文化不发达的地方,灾害很少,首都等地最发达,灾害也多,因为当时就会引起大家重视,有关的史料多,流传下来的也越多。而在边疆地区、经济文化不发达地、人口稀少地区,首先是不会有多少人注意,其次是更没有什么人记录,口耳传传到后来就模糊了,忘记了。

    也许同学们会讲,研究性的读书这么难!其实也不是特别难。我要奉劝大家,如果不了解我们今天的社会,那么最好增加一点社会实践。特别是家里在大中城市的同学,如果一辈子只是从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的话,那么你往往会上书本的当。有了一定的社会实践,就比较容易理解书面记载的实际含义。所以光读书不够,还要行路。我理解的行路,就是一切实践活动。

    行路给我带来了乐趣,无论是坐火车、汽车、轮船,乘飞机,住五星酒店,还是骑马,步行,睡地铺,搭帐篷,野地露宿,我认为都是一种乐趣。我的经历的确是这样,在阿里古格遗址附近搭帐篷住过好几天,在农舍中地上铺些稻草就睡了。1990年8月一个晚上,我从莫斯科乘火车到西柏林,继续西行的列车第二天上午才有,附近的旅馆价格惊人,我就准备在车站过夜。谁知12点一过,车站内要做清洁,将我们都赶出来了。这时连很贵的旅馆都已住满,人生地不熟,又带着两件行李,怎么办?既然如此,只能适应环境。我主动招来两年轻的美国背包客,在广场一角安顿下去。很快又有几位法国、德国、波兰青年围了过来了,还有两位刚从北京出来的留学生。大家将行李放在中间,围坐聊天。我年纪最大,备受尊重,美国青年替我买来饮料和点心。不仅安全,而且还了解不少原来不知道的事,如波兰青年是出国打工的,他讲了很多国内情况和个人经历。

    在行路过程中,不要以为你有钱就不会遇到困难,也不要以为事先计划好了就没有问题,其实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意外。但一旦克服了始料不及的困难,就能使自己的身心得到锻炼,也会带来无穷的乐趣。

    我想起一件往事。1982年9月间,我从新疆库车到克孜尔千佛洞去。本来可以先到拜城,那里有他们的办事处,可以搭他们的车进去,只是得等几天。但我为了赶时间,打听了一条捷径——从库车搭班车到一个公社(乡),从那里步行穿过戈壁,约四个小时可以到达。开始一切顺利,虽然是下午,气温不太高,还有微风。我先沿着一条高压电线走,到了二个半小时,就离开电线,折向西北方向。熟悉路径的人告诉过我,高压线通向一座水电站,但今天是到不了的。累了就躺在戈壁上休息,除了风声听不到任何声音,当然也见不到任何人和动物,我只感到心情舒畅,没有丝毫担忧或害怕。但天色渐晚,已经四个多小时了,眼前还是望不到边的戈壁,莫名其妙的恐惧和孤独感涌上心头。要是刚才离开高压线的地点选错了怎么办?要是今天走不到千佛洞怎么办?但等待不是办法,随便转向更加危险,想要想去还是继续往前走。突然我发现前面似乎到了边缘,走近后见一条小路沿着断崖骤降而下,原来我已经到了千佛洞附近,只是因为从高原上过来,看不到处于断崖上的石窟。

    行路肯定很艰苦,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但并非只有苦难。与读书一样,自觉行路的前提是感受到行路的乐趣。要是没有乐趣,为什么不能采用其他方式?比如说旅游,那也是行路的一种方式。要是没有乐趣,谁还去旅游。有人说,通过旅游可以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增强爱国主义。但要是没有乐趣,增强爱国主义有很多方式,为什么非要去旅游呢?

    仅仅有信心是不够的,行路的过程,更多的是全面地认识社会,认识自然,理解历史的过程,可以很好地运用读书的收获。或者说在行路中间,纠正读书中间遇到的错误。读书固然可以学到很多前人的知识,增加很多知识,但是有很多真切的体会光靠读书是不够的。例如我在读历史书的时候经常想的一个问题,在中国内地,从秦始皇统一六国以来,基本上再没有分裂,但是新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却统一得比较晚,并且时分时合呢?有一次我乘一架小飞机从乌鲁木齐去喀什,越过天山后,地下是一片土黄色的戈壁荒漠,中间有一个黑点,飞近时见是一片绿洲,而一个绿洲与另一个绿洲之间相距很望。以后乘汽车,也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司机天不亮就催我们上路,到了下午2点钟,最多三四点钟就停车住宿了。我问司机,为什么不能再开一段呢?司机回答:你知道下一站在哪里吗?今天开不到了。可以想像,在没有汽车等现代交通工具的年代,绿洲与绿洲之间的联系极其困难,一定要将绿洲之间统一起来,不仅管理成本太高,而且会毫无意义。如果两个绿洲之间要走10天,往返就是20天,要处理紧急事务根本不可能。显然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新疆那个地方保留一个个小国是合情理的。所以尽管东汉时班超又把它们归入汉朝的版图,却断断续续,而且并没有像内地一样设置固定的行政区划。一直到了清朝的时候,在各绿洲之间修了道路,建了驿站,才有了建省的条件。再如,丝绸之路为什么主要是运丝绸、香料、珍宝,而不是粮食或者其他什么东西呢?因为路途  遥远,风险大,成本高,只有这些价高量轻的商品才能使商人有赢利的可能,才值得冒这样大的风险。

    行路还给我提供了目击历史的机会,这对一位历史学者来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比如1990年八九月间我两次到莫斯科,正看到了苏联解体前的景象,红场上面很多人在演讲,还有不少人在静坐,路人在争论,在抱怨,这些景象今后再也不能目睹了。我到东柏林时已经很晚了,我想找地方住宿,等明天再过关。警察却告诉我,现在就可以,早已没有什么关了。我很惊奇:“你们不是还没有统一吗?”他却回答:“我们早统一了。”我根据他的指点,乘火车到动物园站,果然毫无阻拦就进了西柏林。如果今后你读历史书,记录的是1990年10月10日两德和东西柏林统一,实际东西柏林已提前统一。我在美国遇到过航天飞机爆炸、美国飞机袭击卡扎菲住宅,我在韩国见到首次南北朝鲜亲属团聚,我在台湾经历“大选”和国民党下台。这些都是历史的重大篇章,要是不走出去,哪会有目击的机会?

    同学们可能会说,你的机会多,我们哪来这么多机会?我想你们的机会比我多,但要靠自己争取。

    我从12岁离开家乡到上海,连县城都没有去过。一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从来没有离开过上海。我第一次出国已经四十岁,所以我的国际经验都是在40岁以后的。但是我有一点好处,就是刚才讲的不放弃,凡是有机会我都会争取,所以我的机会越来越多。当我在南极的时候,有人跟我开玩笑,你下一步要去哪里?我掰着手指头一排,说非洲还没去过。谁知道两年以后,机会就回来了,凤凰卫视来找我去非洲。有人问,他们为什么找你,因为我们有过很愉快的合作。

    行路就是实践,属于行;读书可以算知。知与行究竟是什么关系,自古以来就有探讨。到底是知为主还是行为主?我的体会是相辅相成的。但是对绝大多数人来说,知还是要落实到行,人所具备的知识还是要落实到实践中。

    人生是走不完的路,要永远地走下去。前不久北大登山队发生了一个事故,有些人在登山时候牺牲了。尽管这个结果是谁也不愿意看到的,但是它是有价值的。价值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世界上有永远走不完的路,永远攀登不上的精神高峰。如果哪一天他站到珠穆朗玛峰顶下就满足了,登山就没有意义了。他不会满足,他站在峰颠时肯定会想到,今后怎么攀登?世界上已没有更高的峰了,但同样的高峰有不同的攀登条件,走过南坡的可以走北坡;用过氧气瓶可以不用氧气瓶;白天登过的可以改黑夜;正常人登了残障人也可以登;攀登是无止境的。何况地球上还有没有人攀登过的山峰,如云南的梅里雪山。我在南极的时候,走访过几个其他国家的考察站,如俄国的,韩国的,乌拉圭的,智利的,的确有的国家设立考察站的目的是为了将来在划分南极的时候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但也感受到科学家可贵的敬业精神。我和俄罗斯站的站长谈话,他已经在南极前后八年了。我问他,你是不是想到应该回去了。他说我现在还没想好,俄国人从两百多年前的普林斯高晋到南极开始,从来没有想到有结束的时候。实际上,当时俄国的处境很不好,他们的经费和物资供应都不如我们,从199年以后他们的处境很困难。

    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旅行家是徐霞客,为什么中国没有更多的旅行家、探险家航海家?要知道,徐霞客是个特例,他有很多别人没有的条件:第一,徐霞客家里是不小的地主,所以他有经济实力外出游玩。第二,他的母亲很开明,支持他外出旅游,替他管家。第三,徐霞客考没有考上科举,否则就走仕途了。第四,明朝对官员和读书人相当优待,尽管徐霞客是一介平民,但他是读书人,在旅途可以充分利用特权,使用公费驿站和人夫,还能得到各地官绅的估待。第五,他有一批有地位有文化的朋友,使他的事迹和日记得以流传。到了近代又有丁文江这样的地理学家大力推崇发扬。

    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讲,我们在继承传统文化精华的同时,也应该突破传统文化消极影响的束缚,更加重视实践,把知和行结合起来。我觉得我们读书也好,行路也好,不仅仅是我们今天读书或者教书的需要,而应该是我们人生永远的追求。

    一个人不能没有梦想。我小时候曾经做过许多梦,有些今天看来很可笑,当我在一个小镇上的时候,我就梦想有一天,能够跑到县城里面去,那是多么愉快!当我看到外地来演出的马戏团,就梦想有一天像他们那样走很多地方,只是从来没有敢梦想要到世界上什么地方去。但书本把我的心扉打开,知识给我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做起了以前不敢做的梦。正因为有这些梦想,驱使自己在行动上付出更大的努力。今天我跟大家讲这个题目,就希望大家能够读好书,行好路,在知和行两个方面不断地努力。

    最后,我要谈一点我的个人体会。这些年来,我越来越觉得,到了大学阶段,每个人要做出一个选择。要承认是有天赋的。这番话如果放到小学、中学去讲,也许太早了。因为老师会讲,天才出于勤奋;只要功夫下得深,铁杵磨成绣花针。但根据科学研究,勤奋出不了天才,勤奋最多能够把一个人的天赋发挥出来,如果你没有那方面的天赋,你再勤奋,也成不了天才。从历史来看,天才不是任何时候都有的,往往一个艺术的高峰,一个文化的高峰,一个精神文明的高峰,在相当长的年代内不会再出现,没有人能够超越。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明白,我个人适合做什么。我知道我自己的弱点,所以总是扬长避短。我外出作报告比较多,有的同学问我外国的理论,我就回答我不懂。这不是我的谦虚,因为我小时候没有机会看外国的书,那时还没有开放。到开放了,我忙于自己的专业,没有时间读,读了一些也是走马看花。我最近写的一本《历史学是什么》,上面声明我举的例子主要是中国的历史,因为我对外国了解不多,与其出洋相,还不如不提。

    所以比较好的做法,承认人有不同的天赋,是成功的最重要的方面。如果自己没有这个能力,请老师同学帮你分析一下,这样尽管每个人不一定非常辉煌,但是一定会非常出色。今天我就讲到这里。

学生提问:

· 你能介绍你付出的艰辛和努力吗?

    我从1964年开始做中学教师,那时候已经不能随便看书了,因为要抓阶级斗争。我们当时经常要检查自己,是否有资产阶级思想。因为我一直想重新考大学,说明你不安心教师工作,不服从党的分配,尽管我的教师工作做得很好。到了考研究生时反而不那么刻苦了,主要是生逢其时,否则再刻苦也没有用。我觉得学习不能只讲刻苦,但一定要做个有心人,随时注意一些被人们忽略的现象。比如说,1979我坐汽车从山西往北走, 一路在车站和公共场所都见到遍地的葵花籽壳,直到包头才消失。以后我查了史料,原来清末的移民正是从山西“走西口”迁往内蒙古的,所以两地的风俗基本相同。但包头市里的人主要是解放后迁入的,并且以工矿移民、技术人员为主。这说明这个细节与移民的来源和分布是一致的。我觉得如果做一个有心人,各种机会都可能实现。 

· 你认为大学生应该读什么书?

    我刚才讲过,你有时间话,可以看自己喜欢的书,只要是无害都可以看。至于要向哪一方面努力,应该向在座的老师请教。选一本好的书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研究所今年招了15位硕士生,其中有武汉大学电子通信专业毕业的,还有浙江大学化工系毕业的。这些同学尽管原来没有学过历史地理方面,但由于具备很好的基础,进步非常快。我们今年毕业的博士生中有一位本校化学系本科毕业的,现在水平很高。所以我更看重学生的能力。大学毕业生如果知识扎实,进步是比较快的,如果这个人能力不行,或者逻辑混乱,那还是做其他工作好,不要做研究。 

· 你如何看待今天的研究生教育?

    首先我肯定中国的研究生教育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我本人就是中国研究生制度的受益者。要不是国家改革开放,建立了研究生制度,也许我今天还是个不错的中学教师,或者成为中学校长,但绝对当不了大学教授。我能当大学教授,无论对社会、对个人都更有利。像我这样经历的人不在少数,他们都是研究生制度的受益者。

    但是也应该承认这些年来研究生教育存在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不是老师跟同学能解决的,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原因造成的。所以要消除这些弊病,要靠整个社会去努力。坦率地讲,作为一个老师,会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比如说,我主观上希望对我的学生严格要求一点,但实际上不一定做得到。以前我的老师带研究生,我们这一届当时有4个,毕业时其中一位就没有拿到学位,因为他的论文过不了关。我今天如果这么做,会遇到很多困难和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大家应该特别谨慎,更加努力。希望将来有一天,对山东理工大学培养的硕士或者博士,大家会肃然起敬。如果这样,你们学校就是出类拔萃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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